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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百一十七章 腐臭地狱（第1页）

加尔各答总督府里，宋既继续给李克载上课。

英华在天竺有两层利，一层实在的，一层理论的，后者宋既说要看工商，而细谈时，他却又转到了另一个大话题上。

“轮台大胜后，朝堂在御前热议北伐事，陛下就问，我英华有没有做好准备。大家吵了许久，然后发现，果然没做好准备。”

宋既叹道：“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英华的经济大策到底该走哪条路。若是北伐前没议出个首尾，北伐后再拖上个大包袱，前路还不知有多坎坷。”

宋既说到的“经济大策”正是这两年国中各界正热烈讨论的话题，英华立国二十多年，东西交融，国民眼界也开了，新一代士子的思想也转变了。以段国师的三代新论为基础，英华现在也确立了“经济为国家命脉”的理念。

可理念一致，方向却有了差别。基于对英华国情和寰宇大势的不同理解，以及不同立场的取舍，目前英华国内的“经济学界”分化出三种思想，使得英华经济大策正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

第一种思想强调“卖”，其实也就是把欧罗巴的晚期重商主义直接搬过来了，这种思想倡导多出口，少进口，通过贸易顺差赚取金银货币。这种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跟旧时代王朝，金银等于财富的思想相当接近，也是大多数非专业经济人士的看法。

英华立国之后的经济大策也基本以此为据，尤其是在推行金银复位制的信用货币之后，为了稳定金银比价，增加存金量，不仅直接管理黄金生产，严控黄金消费，还在国际贸易上施行“入金出银”的政策。

但这种思想只是在外贸上适用，国内问题就难以涵盖到了，因此第二种思想强调“产”，认为国家不应把目光只盯在商业上，而该多放在生产上，财富不是金银，而是产出的货物。

第三种思想跟第一种思想唱反调，同时又是第二种思想的延伸。一些以段国师新三代论为武器重读历史的经济学家就认为，买东西的欲望和能力才是真正的财富。产是为了卖，卖当然是为了买，让国民想买而且买得起，这才是真正的财富。

严格说这三种思想并不对立，其实是重商主义的三个角度，都强调国家要更深入把控经济环节，要对尽可能多的经济活动进行管理。但这三个角度又分别涉足了外贸层面、产业布局和内需问题，内需这个概念更是一只脚踏进了后世所谓“古典经济学”的范畴。

少数极端分子在这三个方向上都有过度发挥，例如以“卖”出发，主张由国家主控一切商业，或者以“产”出发，主张将工商全变为国有，以及由“买”出发，主张施行“藏富于民”、“国不与民争利”这种“仁治”。

要么国进民退，要么国退民进，这类极端主张终究摆不上台面，毕竟此时的主流思想已经澄清，国的一面是老虎，“民”的一面是狮子，不能让谁独占台子。

“国家的经济大策向哪个方向倾斜，哪个方向就能更得大利，才有这三方争论，争论背后就有三个阶层，一层食利于外，当然主张多看外面，一层食利于内，以新兴工商为主，当然要鼓吹产出，还有一层强调富民，又是墨儒两派和经济新学一帮人的诉求。”

宋既苦笑道：“这三派相争，各自的嘴脸被描绘得颇为有趣。强调卖的被骂作资敌商货，卖国求利，如前明晋商。强调产的被骂作黑心工坊，压榨奴工，伤天害理。强调买的则被骂作丰亨豫大，重蹈宋时覆辙。”

李克载也笑了，三方都在一根葫芦藤上，却非要把对方踩下去，不过三个方向如何排序，还真是决定了得利的多少，大家当然要争个面红耳赤。

就英华立国这二十三年来看，经济大策的确有所偏重。最初是倾向卖的一面，殖民扩充和外战就是为此服务，蒸汽机出现后，国策开始向产的一面靠拢，对工业的扶持越来越明显。而“买”的一面，老实来说，国策一直是以“不生乱”为原则，注重维护底限，并未主动在富民之事上下大功夫。

这并不是说英华国民生计较之前清时代没什么改善，实际上改善很大。降低了人均赋税，整理了地方基层架构，拓宽了谋生门路，有了相对的公平正义，还在教育和医疗上有改天换曰般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