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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见（七）（847）（第3页）

1972年修纺织机：第一层（齿轮磨损参数），第二层（停机影响工人计件工资），第三层（长期磨损原因及预防措施）。

1995年考虑女儿婚事：第一层（对方收入二十万），第二层（对方性格是否踏实可靠），第三层（这样的伴侣会带来什么样的家庭生活、影响子孙后代）。

2016年回答孙女关于老桥的问题：第一层（桥梁结构状况），第二层（桥上居民的生活依赖），第三层（桥梁作为社区记忆载体的长期价值）。

这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而是一个普通中国工人用一生实践的三问法。陈欣激动地意识到，这可能就是“远见工具箱”最朴素也最有力的核心。

她连夜起草了一份框架草案，第二天带到会议上。

“我把这个叫作‘远见三问’，”陈欣在白板上写下三个问题，“面对任何重要选择时——无论是技术路线、商业决策还是个人生活——都可以问：第一，事实是什么？第二，这会影响到哪些人？第三，这个选择会导向什么样的未来？”

会场安静了几秒，然后一位院士率先鼓掌：“妙！大道至简！这比那些复杂的伦理框架更容易传播和应用。”

但质疑也随之而来。一位政策研究者皱眉：“在真实世界中，决策往往时间紧迫、信息不全，哪有时间问这么多问题？”

陈欣早有准备：“正是因为时间紧迫，才更需要一个简单有效的思考框架。‘远见三问’可以在几分钟内完成，它的价值不是提供完美答案，是避免完全忽略第二层和第三层的问题。”

林薇举手支持：“在AI领域尤其如此。很多伦理灾难不是因为技术问题，是因为设计时只问了第一问——‘能不能做到’，没问‘应不应该做’以及‘做了会怎样’。”

经过三天的激烈讨论，小组决定以“远见三问”为基础，开发一套包括案例库、工作坊、评估工具在内的完整体系。陈欣负责案例库建设，她要找到中国各行各业中体现“远见思维”的真实故事。

调研工作把她带到了全国各地。在贵州山区，她拜访了爷爷笔记中提到的老工友的儿子——一位坚守偏远水电站三十年的工程师；在深圳，她采访了最早一批意识到“科技向善”重要性的企业家；在西北农村，她记录了一位农技员如何用二十年时间推广既增产又环保的种植方式...

每个故事都不同，但都隐约闪烁着“远见三问”的光芒：看见事实，看见人，看见时间。

案例收集到第六个月时，陈欣遇到了一个特别的采访对象——张浩。

通过辗转联系，她在一家咖啡馆见到了这位母亲曾经差点嫁的人。五十二岁的张浩已经两鬓斑白，眼神里有种挥之不去的疲惫。

“你想采访我？”张浩苦笑，“我这个失败者有什么好说的。”

“我想听您的真实经历，”陈欣真诚地说，“成功和失败都是思考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