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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一统朝堂（第1页）

眼看着就要到手的枢密副使变成了飞走的熟鸭子，更气人的是本以为就此下课的王安石竟然戏剧性地再又重掌朝政大权，司马光当然不甘心就此失败，他决定和王安石单挑。为此，司马光先后三次通过书文的形式以一个多年好友的身份希望王安石能够裁撤条例司并废除祸国殃民的青苗法。为了说服王安石，司马光不可谓不用心，因为他的每一篇书文都是千言书，这里面无一不是他苦思冥想以及苦口婆心之作，可整日忙得头脚不沾地的王安石却没有那么多的闲工夫去回应司马光，他的每次回复都显得言简意赅，中心思想就一个：不好意思，大兄弟，咱俩现在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司马光就此泄了气，他没想到自己这一顿狂力输出但最后却全部打在了一团棉花上，一点用都没有。就在司马光气喘吁吁地走下拳台后，另一位朝廷的重量级人物也终于是在此时决意打破沉默——枢密使文彦博。虽然韩琦和司马光的惨败就近在眼前，可文彦博还是选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

文彦博向赵顼单独请对并力陈青苗法在施行过程中的种种不当之举。好几年都没出过开封城的文彦博当然不可能亲眼见过青苗法的种种危害，他的消息全是韩琦带给他的，而这正是赵顼的底气之所在。

面对文彦博的一再奏请，赵顼说道：“朕已经亲自派了两个信得过的太监去民间察访了，他们回来都报告说青苗法并未出现大规模害民的现象，也没有发现当地官府强行向百姓进行摊派。”

文彦博一下就火了，他说：“陛下，韩琦可是三朝元老且做过十余年的宰相，你怎么宁肯相信两个宦官的话也不相信他的话啊？”

任凭文彦博如何吹胡子瞪眼，赵顼终究不为所动，文彦博只能灰溜溜地告退。

事情发展到这里，似乎王安石已经无敌于天下了。富弼、韩琦、文彦博、司马光，这些人在反对变法的士大夫眼里堪称是他们的精神领袖，可他们如今全都在王安石的面前败下阵来，试问眼下又有谁还能与王安石为敌呢？

答案很快揭晓，领袖们虽然被打败了，但他们的支持者不是随即作鸟兽散或是噤若寒蝉，而是开始对王安石群起而攻之。如果说反对派的反击丝毫不出乎王安石的意料，那么有一个人突然站出来请求废除青苗法就让王安石感受到了锥心之痛。此人不是别人，他正是多年与王安石交好且这两年以来都以新法支持者的面目而示人的御史中丞吕公着。

吕公着倒不是对新法有多大意见，而是他觉得王安石对新法反对者动辄就予以贬黜实在是有些过分。他认为王安石这样做会大失人心，而新法想要得到切实推行就离不开大多数官员的支持。此外，吕公着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富弼、韩琦和文彦博这些人在你王安石开始变法前都被人称之为贤相，可为什么他们现在都集体反对青苗法呢？只有两种可能，要么青苗法确实有大问题，要么富弼等人就是伪君子，之前的贤能都是假的。

吕公着的这番言论让王安石很是不爽，但这还不足以让二人从此交恶。真正让王安石开始对吕公着不满的是赵顼的那张大嘴，皇帝陛下在私下里把吕公着给他说的一句悄悄话讲给了王安石听：吕惠卿是一个奸邪，此人绝不可大用。

后来的事实会证明吕惠卿这个人确实是一个为了自己的私利可以出卖灵魂的小人，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司马光和吕公着以面识人的功夫还真的是不一般，但问题在于吕惠卿现在和王安石正处在蜜月期，说吕惠卿是奸邪无疑就是在说他王安石也不是什么好鸟，至少也是一个脑子里进了水眼睛里进了沙子的蠢人。

这事其实也不足以让王安石把吕公着视为异类而加以驱逐，真正让吕公着被贬出京城的是赵顼闹的一个乌龙。在韩琦上疏力陈青苗法的种种危害之后，开封城内就开始盛传一个流言，但这个流言到底是新法派所为还是保守派所为就不得而知了。流言说青苗法现在搞得全国某些地方的百姓怨声载道，而地方上的官商士绅们也是对此满腹怨言，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搞不好像韩琦那样的地方大员就要举兵进京“清君侧”了。

据某些史料记载，这个流言本来是赵顼身边的近臣、同修起居注孙觉告诉给赵顼的，可赵顼这个年轻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却把这话记成了是吕公着给他说的，而他还把这话又转述给了王安石等一帮宰执大臣。

外臣起兵清君侧——这可是比当年夏竦诬陷富弼要举兵谋逆还要耸人听闻的事，而清君侧还能清谁？当然是王安石和吕惠卿这些人了。而这话又是谁说的呢？皇帝陛下已经亲口说了，是吕公着啊！

于是乎，吕公着被一口黑锅砸得是眼冒金星，赵顼也坚持认为就是吕公着给他说了这番话，而吕公着也因为这个散播流言的罪名而被罢免了御史中丞之职，他被外放为颍州知州。因为此事，韩琦也吓得够呛，但好在王安石和赵顼都没有因此而扩大打击的对象，此事就只是吕公着一人挨刀。

吕公着的被罢免就像是王安石捅了一个马蜂窝，他的日子就此彻底不得安宁。此事一出，不但是新法的反对派开始疯狂地攻击王安石以及他的青苗法，就连此前处于中间立场的官员也相继投入到反对王安石行事如此骄横跋扈的斗争当中。

在接下来短短的两个月内，先是监察御史里行程颢、翰林学士兼知通进银台司范镇、知审官院孙觉等人因为反对继续实施青苗法而被罢官或外贬，然后参知政事赵拚也在请求废除青苗法未果之后主动请贬为杭州知州，再往后便是监察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被贬，紧跟着又是知谏院李常、监察御史里行张戬、侍御史知杂事陈襄等人也因为上疏反对青苗法而被外贬出京。再加上之前被贬的吕诲、刘述和范纯仁等言官，如此力度和密度的贬官浪潮在宋朝的历史上可谓罕见之极，就连史官也不免在这里感叹了一笔：数月之间，台谏一空！

需要说明的是，上面这些被贬的人有好些都是新法曾经的支持者甚至是直接参与者，而随着这些言官的离去，他们留下的空缺也得有人立马补上。那么，这些人又都是谁呢？还能是谁，只能是那些之前向王安石间接或直接表了决心和态度的新生代中下级官员。他们当中的好些人未必就是什么新法的铁杆粉丝，甚至未必就是王安石的铁杆粉丝，而就是一群之前苦于上进无门的政治投机分子，这里面最有代表性质的人物便是后来官至御史中丞和翰林学士的邓绾。

邓绾（公元1028年—公元1086年），成都双流人，具体到公元1070年这一年他的官职是宁州通判。宁州这地方位于今天的甘肃境内，在宋朝这就是所谓的边地，邓绾待在这么一个苦寒之地想要在官场出人头地着实有些困难，除非他有过硬的后台，可惜他没有。一心求上进的邓绾便想到了走点歪门邪道，为此他给朝廷上疏献上了十条关于时政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