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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荆公千古（第1页）

同样还是在这个公元1086年，就在司马光去世的近半年之前——即公元1086年4月6日，有一个近乎于快要在我们的这个故事中消失的老人在江宁府的半山园中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五岁——他的名字叫做王安石。

说一句可能很无理性的话，王安石其实是被司马光给活活气死的。

在听闻司马光重回朝廷并开始对新法大开杀戒之后，王安石就预感到了自己和神宗辛苦建立的事业恐会毁于一旦，在司马光正式出任宰相后他的这种担忧更是无比的强烈。司马光很快就不出所料地下令废除了免役法，要知道免役法可是由神宗和王安石酝酿了两三年之久才小心翼翼地开始在京畿地区试行，直到最后彼此都觉得各方面都予以完善了之后才让其在全国范围内予以推行。经过十余年间的生长，免役法早已成为支撑北宋经济和民生的一条重要命脉，可司马光不顾变法派和保守派内部的重重反对不但要彻底废除免役法，而且还限期各地必须在五日之内尽废此法。

司马光如此决绝让得知此事的王安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在震惊之余近乎于失声痛哭地呢喃道：“他真的要做得这么绝吗？”

此时已经完全皈依佛学的王安石在内心里反复劝慰自己要看淡眼下的这一切，他也深知自己无力改变当下的这一切，可他终究没法坦然面对自己和神宗这一生的心血就此化为泡影。沉吟良久之后，王安石终究还是心理破防了，他像个无助的小孩似的不断地念叨着：“免役法不能废啊，不能废啊……”

一个月之后，王安石就带着对国家前途的无限担忧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愿我六根常寂静，心如宝月映琉璃——这句诗出自王安石在晚年所写下的《望江南·皈依三宝赞·归依法》，我们从中能够看出王安石有多么渴望自己能够跳脱出俗尘的悲喜苦乐做一个六根清净的世外凡人。

曾经桀骜不驯无视人间一切牛鬼蛇神的王相公为何会心性大变潜心皈依佛法了呢？而且，他对佛法的皈依并非只存在于口头和形式上。卸下国家宰辅的重担后，王安石在退隐江宁的近十年时间里将自己一半的精力用在了文学和经义上，另一半的精力则用来对佛法进行研习和参悟，《华严经解》《金刚经注》《楞严经解》《维摩诘经注》——这些佛经的注解都是出自王安石本人的亲笔。因而，单从理论知识上来说，王安石也可称之为一代“高僧”，这与晚年依然爆烈如火且性情执拗的司马光相比可谓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遗憾的是，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说和做永远是两码事。司马光在废除新法之前曾经表示会对新法里的可取之处予以保留，但实际上他却将新法毁得一干二净，苏辙也曾表示不希望因为新旧两党的党争而让朝廷的风气大坏，但实际上他在这场党争里不但大肆地推波助澜更是亲自赤膊上阵杀得面红脖子粗。

在这方面，王安石其实也不“及格”，具体的表现就在于他能看破尘世但却无法对其释怀。曾经让他引为心腹的吕惠卿对他的背叛、变法派内部的相互倾轧、神宗的越发独断专行、爱子王雱的突然离世、元丰西征的最终功亏一篑、永乐城的大败、神宗的英年早逝、新法的尽数被废，这一切的世间事王安石都能看破也都能接受，但他却无法消化，这最终导致了他的抑郁成疾直至仙逝。

正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从本质上来说，王安石至死都是一个性情中人。作为一个道德和品行隆重的古之君子，他不会因为内心的苦闷和积郁迁怒于人，他只会借助于佛家的智慧试着在内心里去宽慰自己并让自己与世间的一切尽可能地和解。遗憾的是，他没能做到这一点，尘世的一道道创伤每一道都让他心如刀割，而司马光上台之后的种种所为更是直接摧毁了他。在这方面，王安石远不及当年对他极力欣赏并大加提携的北宋老寿星文彦博。

愿我六根常寂静，心如宝月映琉璃——此何其难也！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相信王安石宁可让自己和神宗一道远去，如此他至少不用承受亲眼看到新法全面被废所带来的巨大痛苦和心理打击，这种痛苦和打击无异于让他再又经历了一场丧子之痛。他虽有慧根但终归是一具凡胎，直到临终的那一刻他才承认自己始终都没有放下对这个国家的无限挚爱和牵挂，可他的历史和人生使命在公元1086年的这个初夏已经来到了尽头。

但愿在闭眼的那一刻，这位老人能够对自己这一生的所作所为感到骄傲和自豪，他的这颗对国家和百姓的赤子之心足以光照千古而不朽，而他更是有资格说自己这一生做人问心无愧做事死而无憾。

在执掌国家权柄的近十年时间里，王安石经历了太多也成长了太多。在变法的大门开启之后，面对保守派的疯狂攻击和反对，面对当时并不成熟的神宗皇帝在变法意志上的时常摇摆动摇，王安石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在推动大宋一步步地行进在变革之路上，这其中的重压远胜我们的想象。可是，不管面对怎样空前强大的阻力，他终究还是将宋朝引上了中兴之路。诚然，历史上的任何一场变革都不可能一帆风顺，更不可能没有阵痛，但所有的这些代价和牺牲都是值得的，因为宋朝正是在他的指引之下逐步摆脱了百年的积弊步入了伟大的复兴时代。

有关于变法的那些具体成就我们在此不再赘述，一切正如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颜元在评价王安石和新法时所说的那样：且公之施，亦彰彰有效矣。用薛向、张商英等治国用，用王韶、熊本等治兵，西灭吐蕃，南平洞蛮，夺夏人五十二砦，高丽来朝，宋几振矣。也正如清代史学家蔡上翔所言：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