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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自污求全（第1页）

当朝廷将黄河改回故道的诏命暂时收回并命人前去河北实地勘测和评估此项工程利弊时，苏轼知道自己又一次赢了。成功激活免役法以及成功叫停黄河重回故道的超级水利工程，在当时的宋朝能够将这两件事做成一件就足以耸动天下，可苏轼却是两件事都做成了。

一时间，本就红得发紫的苏轼怎可是一个志得意满就可以形容，可此时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的苏轼在政治上早不是轻狂之辈。月盈则亏的道理他显然是懂得的，他深知自己现在每前进一步就意味着距离危险更近一步。或许直到此刻他才会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曾经出自他笔下的那一千古名句的另一层深意，那句话叫做——高处不胜寒。

同样的一句话，苏轼当年只是以此写景，如今却是以此推心。然而，成大事者不拘小节，相较于国家利益和百姓福祉，个人的得失荣辱实在是算不得什么。这是属于每一个以天下为己任之人的独有荣耀，但也是他们的悲哀之所在，苏轼也在这其中。

世间万物都免不了盛极必衰的法则，此时在个人声望和名望上都达到人生顶峰的苏轼当然也不能例外。只是谁都没想到他的猝然跌落竟然不是因为他自己的原因造成的，而是来自于千里之外的一场飞来横祸。

公元1088年12月，江宁府司理参军兼郓州州学教授周穜向朝廷上了一道奏疏，这里面没有别的诉求，只是奏请朝廷让王安石的灵位配享神宗庙庭。不曾想，此事立马在朝中一石激起千层浪，苏轼更是由此感觉自己脖子一阵发凉。

周穜是熙宁年间的进士，而在他考中进士之前王安石就对他备加赞赏，可以说王安石是他人生里对其有知遇之恩的第一个伯乐。考中进士之后，周穜被派往江宁府担任右司礼，此后便一直在江宁府为官。王安石致仕以后便在江宁隐居，周穜在此期间也一直以师礼事王安石，他甚至为此而放弃了外任为官的机会，一切就只为能够在王安石的身边聆听教诲。

苏轼几年前去往江宁拜会王安石的时候很有可能也跟周穜见过面，他对这个晚辈同样也是欣赏有加。在王安石病故之后，正是缘于苏轼的举荐才让周穜得以前往郓州担任州学教授。在此之后，周穜和苏轼也时常保持书信往来，二人由此交情日深。

或许是出于对王安石的感念之情以及对朝廷在王安石死后对其给予的礼遇颇有不满，为了报答王安石对自己的恩遇，周穜便在这时上疏请求追加对王安石的恩典，也就是我们上面所提到了让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庭。

提到神宗皇帝，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肯定都会第一个就想到王安石，这对君臣几乎就是连为一体的。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让前宰相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庭本是无可厚非，但问题就在于此时早已是反对新法的保守派在执政，周穜的这道奏疏无疑就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让一个反动派领袖的牌位出现在帝庙里并享受后世帝王的祭拜，这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司马光都没有这种待遇，何况还是你王安石！

政治嗅觉极其灵敏的宋朝言官们就此发现突然间喜从天降。这个周穜此时竟敢跳出来说这种话无疑就是在主动找抽，他这样做不但会让王安石被“鞭尸”，他自己更是不会有好下场，顺带着当初对他有举荐之恩的苏轼也会因此而付出惨重的代价。

司马光的高徒刘安世就像是嗅到了血腥味的大白鲨立马兴奋得手舞足蹈，他紧急上疏弹劾周穜，其中有言：“周穜请求让已故宰相王安石配享先帝庙庭，此言一出整个朝野为之骇然。当年前宰相钱惟演因为擅议宗庙之罪被罢去宰相之职，周穜只是一个芝麻小官却也敢妄议先帝庙堂配享，此人明显就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且包藏祸心之徒。区区一个州学教授竟然陵蔑公议妄论典礼，此罪实难可恕。倘若王安石有大功于社稷倒也罢了，可其执政期间毫无善政反而祸国殃民以至流毒至今，这样的一个人怎可配享先帝庙庭？臣恳请陛下对周穜施以重责以明好恶！”

当初出于对神宗皇帝最基本的敬重，也是出于司马光等保守派领袖对王安石本人的敬重，所以在王安石死后朝廷还是给予了他最起码的尊重，但他的名字在此时的宋朝依旧是一个不可贸然涉足的禁区。刘安世在弹劾周穜的奏疏里对王安石的那一番评价和定位也正是宋朝官方这一时期对王安石的定位和评价，这是一条任何人都不敢去触碰的红线，否则就是所谓的在与天下为敌。关于这一点，混迹官场的人都是心知肚明。

在刘安世的这道奏疏呈上之后，苏轼知道自己的危险也近了。人人都知道周穜是受了他的举荐才得以升官，他的政敌必然会借此对他发动攻击。与其坐等挨打不如主动出击（认错），于是苏轼也上疏弹劾周穜并请求朝廷对其施予惩戒。

我们通过苏轼的这道奏疏可以非常明显地感受到无论何时政治斗争都是极其的残酷和无奈，强如苏轼也不得不在刘安世高高举起的这面红旗下低头，甚至是不得不违背自己的良心说一些违心的话。

说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喻，王安石就好比当时的“反革命领袖”，苏轼在这个时候为了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必须站出来对王安石进行无情的批判，否则别说是那帮言官和政敌，就连高滔滔都很有可能由此对他“因爱生恨”，苏轼乃至于他的家小和亲朋可能也将从此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如果我们能够看懂这段历史、看懂苏轼接下来的所为，那么我们也就不会对后来的某些我们所熟知的历史事件感到疑惑。

苏轼在这道奏疏里这样说道：“近闻周穜上疏请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庭。按汉律，擅议宗庙者诛之，本朝立国以来帝庙配享之事连后继天子亦不能自专，周穜只是一疏远小臣却行此悖举，如不严惩置朝廷威仪何在？臣以为王安石生平所为其是非邪正早已中外具知，陛下和太后亦知，先帝也因为终识其人而将其外放以致终生永不复用。如今朝廷拨乱反正已有数年，王安石的党徒也相继被罢免斥退，新法一应被废，王安石所注经义及其佛老之学也被定论为异端邪说，如此天下方为大定。周穜此时妄议庙庭其心可诛其行不可恕，他这分明是在试探朝廷之意以图恢复王安石的学说。作为周穜的举荐人，臣识人不明以至此人行此谬举，今特上疏自劾，诚请陛下命有司治罪于臣妄举之罪以儆效尤。”

别的不说，我们单说苏轼在这里对王安石的一番评议，我们不禁要问：这还是当初不吝赞誉之词为王安石撰写追赠太傅制书的那个苏轼吗？可是，苏轼此时还敢再说王安石一句好吗？为了在这个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下继续生存下去，他是不得不如此，而这就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最基本的素养。说难听点，这是他们所必备的嘴脸，说好听点，这是一种能屈能伸的大丈夫精神。

海瑞这种万民称颂的清官和好官为什么在官场混不下去？为什么所有官员都对其敬而远之？为什么所有人都希望他永远活在远方而不是自己的身边？为什么他这种人永远不可能成为宰辅重臣？还是那句话，做人和做事不可一概而论。诚然，一生刚直不阿从不知道拐弯的人最后也能位居宰辅的例外情况也是有的，遗憾的是海瑞并不在那凤毛麟角的例外之人当中，伟大如苏轼者也得在现实面前低下他这颗无比高傲的头颅。

如果单看苏轼的这份奏疏，我们无疑都会觉得他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卑鄙小人。他不但严重贬低王安石及其在政治和学术上的成就，更是睁眼说瞎话把王安石的主动归隐说成是神宗对他的永不复用，再联想到他当初与王安石的金陵之会以及王安石死后他的那一番追怀和感念，一个言行反复的可耻小人的嘴脸就此跃然纸上。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这份奏疏是出自何种环境和背景就会对此另有一番解读和认知。

口是心非通常被视为一个贬义词，这个词如果放在这时候的苏轼身上却又是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更让苏轼感到不安的是，即使他都这样表忠心了却还是被人质疑他到底是属于哪个阵营的人？你苏轼主动认错并申领罚单，可对面那人却不动声色甚至都不拿正眼瞧你，这说明了什么？这只能说明对方认为你对错误的认识还不够深刻，你还得另有表示才行。

苏轼不得已只能再又上了一道奏疏，他在这里面把自己的错误和认识再又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一次他不但加大了对王安石的批判力度，而且还把蔡确、吕惠卿、李定、李宪等所有变法派大臣统统再又拖出来暴打了一顿。这还没完，在变法期间被保守派着重攻击的青苗法、市易法等法令也被苏轼拿出来大加批判。最后，苏轼建议一定要对周穜予以严惩并以此断绝变法派余孽的所有痴心妄想，否则诸如吕惠卿之辈就一定会以为自己再又可以蠢蠢欲动乃至在不久之后再又兴风作浪。

只是这些当然还不够，苏轼还得进行深刻的认错。他再次申请对自己进行重责，如果朝廷不处罚他或者是对他从轻发落都是在以私废法，而他也不会因此而暗自窃喜，反而会如在闹市被当众鞭打一般愧不自胜，而且也会因此而无颜存活于世。

如此这般深刻反省之后，苏轼总算是把自己再次塑造成为了一个铁杆的保守派领袖人物。高滔滔和宋朝的两府大臣也就此松了口气：看来这苏轼同志还是没有变色的，既然如此，那就还是给他一次继续为国效力的机会。至于对苏轼的惩罚也就免了，但这个周穜显然是不能免罪的。

此事最后终以周穜被罢职留籍而告终。也就是说周穜的官籍还在，但现在要暂时性地让他戴罪反省一番，以后再观其表现决定让他何时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