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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书生意气（第1页）

在司马光同志官场歇菜的同月（即公元1071年4月），那位伟大的、被后世的无数文青顶礼膜拜并为其人生和官场的种种遭遇而呜呼哀哉的苏轼也体会到了身子一阵冰凉的快感，他被朝廷外贬出京由开封府推官改任杭州府推官。

这是苏轼在官场第一次被朝廷外贬，但老实说王安石其实并没有对他施以什么凶狠且恶毒的惩罚，要知道他的外贬之地可是杭州。在宋朝杭州早就不是什么蛮荒之地，而是已经超越了扬州的江南重镇且因为西湖的存在而名满天下，再说了，苏轼的官阶也没降。与其说这是对苏轼的惩罚，倒不如说是在让他公费旅游去并顺带体验一下完全不同于蜀川和中原的江南风情。

话虽如此，但这毕竟是被外贬，可让人疑惑的是，历史上有关苏轼这次被贬的具体原因在各种史料里却只字不提。各种史料都说苏轼因为在这之前提了很多关于王安石和新法的批评性建议所以遭到了王安石的忌恨，然后王安石就指使手下的御史告苏轼的诬状，所以苏轼才被贬。然而，细查时间就会发现这个说法有很大的漏洞，苏轼之前确实说了很多让王安石不爽的话，御史谢景温也确实上疏弹劾过苏轼涉嫌走私，但这些都是发生在公元1070年。

如果苏轼是因为这些事而被贬，那么他早该在王安石正处于盛怒之时就被赶出了开封，可问题就在于他是在公元1071年的4月才被贬往了杭州，那么这是否可以说明苏轼是因为在这个时段里又犯了什么事或说了什么犯忌的话才被贬呢？如果这个推论是成立的，那么为什么史书里没有记录呢？

有鉴于现存的这一时期的史料是保守派及其徒子徒孙们最终修改而成的，倘若苏轼的被贬是王安石及其所谓的党徒迫害忠良的又一铁证，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把这个铁证记录下来呢？他们又怎么会这么仁慈呢？答案或许很简单，那就是苏轼的这次被贬即使是在保守派看来也是没得洗，于是只好拿之前的旧事来充数。至于苏轼干了什么或说了什么则永远是秘密，由于苏轼后来又变成了伟大的苏东坡，如此一来他的身上就更不能有污点。为贤者讳，从古至今儒家弟子在这方面一直都玩得很溜。

个人猜测，苏轼的被贬很有可能与司马光被迫申请闲居洛阳有关，因为这两件事隔得太近。按照苏轼的性格，他很有可能为司马光说了什么过激的话而遭到了外贬。当然，这是我的猜测，仅仅只是一家之言的猜测。

既然史书说苏轼是因为在这之前处处与王安石和新法派作对才被外贬，那么我们就来看看他之前到底都做了什么。

自新法开始实施以来，苏轼就站到了新法的对立面，而且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苏轼同志很聪明，但这是指他的智商，说句会让某些人很不爽的话，他这个人从始至终都活得太过洒脱随性，而一张大嘴更是从来不把门，他的情商着实让人不敢恭维。得亏他是活在宋朝，如果他是活在唐朝，那他很有可能比李白还惨，若是活在其他朝代其人生更是不可预知。

按理说他一个小小的开封府推官根本没有资格对国政大事说三道四，即使说了也没什么人听，但奈何他的文笔好，整个士大夫阶层都为之而拜服，甚至包括王安石都得对其竖大拇指，皇帝赵顼更是几次都想越级提拔他，如此也就让苏轼同志感觉有些飘了：我虽然官不太大，但我的影响力大，我随便发一篇时政博客就能轰动整个官场，这说明历史和社会赋予了我心系天下苍生的重任和使命啊！所以，我必须要时刻与黑暗和邪恶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

苏轼这样想也这样做，让人奇怪的是无论他对新法说了什么，但最后不管是王安石还是赵顼都没有惩处他的意思，反而还更加赏识他。在宋朝，一个年轻人既有才又不攀附权贵且敢于犯颜直谏是一种可贵的行为和品德，赵顼和王安石无论是出于本心还是出于舆论都没有修理苏轼的道理。苏轼这时候正值狂放不羁的年岁，再加上赵顼和王安石对他的宽容，于是他就开始变本加厉地继续“作”，终于他后来成功地把王安石给激怒了。

苏轼干了什么？其实也没干什么，就是跟王安石唱了一出反调，而且是在科举考试的考场上公开跟当朝的宰相大人唱了一出反调。

王安石在农业和商业领域相继推出几项新法之后便开始着手进行文化和教育方面的改革，而这里面的重中之重就是改革科举制度。具体的细节和内容我们这里不做详述，这其中最大的革新措施就是以后录取进士的时候要轻诗赋重策论，要更加注重考生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和理解，诸如四六文和吟诗作对以及古籍默写这类与实际生活和工作不怎么沾边的科目在进行综合成绩评定的时候将退居次要地位。也就是说，经过改革之后，类似于苏轼和他父亲苏洵这种善于作赋和论策的人将更有机会在考生中脱颖而出并取得一个相对靠前的名次。

看上去苏轼应该对此举双手赞成吧？如果早点这样的话，他老爹苏洵说不定也就不至于一生都没能考中进士，可现实却是苏轼反对王安石这样改。他认为学子就该诗词歌赋全面发展，就应该在各方面都出类拔萃（要像他后来那样既是文学家又是书法家、书画家、美食家、水利专家），王安石这样改太过功利主义，这会让往后的年轻学子们严重偏科且不利于大宋文化事业的发展。为此，苏轼列出了诸多论据，其中之一就是他用大江大河来比喻祖宗旧法和旧制，他说这些江河流了这么多年了，如果有人非要给它们改道，那么其后果将是不可设想且未必能够成功。

苏轼这话其实有道理，但他的这个比喻实在是上不了台面，更是与其才华严重不匹配。制度法规它怎么就能够跟江河湖海相提并论？前者是人为且随时都会根据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统治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甚至可以朝令夕改，昨天还是严厉禁止的行为到了今天可能就会被大力倡导，后者则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即使要改也是大自然自己去改，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有人没事去给江河改道的行为，撑死了就是我们的京杭大运河这种工程，但这也仅仅只是借力，而非是改变江河的整体走势。苏轼做这样的比喻何其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