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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书生意气（第2页）

毫无疑问，苏轼这是指桑骂槐，他明面上是在反对进行科举改革，但实际上他把正在进行的新法运动也给连带着一起声讨了。此外，苏轼还委婉且含蓄地提醒年轻的赵顼：“陛下，你现在搞这个新法有点太过急于求成了，而且你也太过听信某些人的话了，你得稳重一些，别什么事都对别人言听计从。”

如果说这前后两次对王安石的指桑骂槐都让苏轼感觉不怎么过瘾，那么接下来这一次他就是在结结实实地打王安石的脸。在苏轼担任直史馆期间，为了让赵顼坚定变法的决心而不为反对派的意见所动摇，王安石便鼓励赵顼应该在国政大事上独断专任，这就让苏轼感觉很是不爽。在他看来，做皇帝应该虚心纳谏而非独断专行，于是在公元1070年的科考当中身为考官的苏轼在策论这个环节就给考生们出了这样的一道论题：晋武平吴，独断而克，苻坚伐晋，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功异。

苏轼这样做就是在让这些未来的大宋各级官员们就君王是否应该独断专行而展开大讨论，说严重一点，这是在让考生们选择站队，而他们的选择也将决定他们此次科考的策论成绩，甚至决定他们能否中榜，在这其中身为主考官的苏轼则具有最终的决定权。这就明摆着是在跟王安石唱对台戏，王安石再怎么能忍也实在是忍不下去了，但他也还是没有发作。

眼看王安石依然没有拿自己怎么样，苏轼的胆子也更大了。在王安石相继推出保甲法并决定在开封府周边地区试行免役法后，苏轼又给赵顼上了一道奏疏，里面着重讲了三个事：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

先说结人心。苏轼直言身为君王不应该整天想着如何捞钱，而身为宰相也不应该想着如何帮皇帝捞钱，所以王安石设置的那个制置三司条例司应该废除，因为这纯粹就是一个为了榨取民间财富的机构。他还不无讽刺地说自新法开始施行以来也没见这些玩意儿给国库带来多少收入，反而还以变法为名借出去不少钱，这简直就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尤其是这个青苗法，它不但害官而且还扰民，商人们也因为政府介入商业行为而无利可图，这就导致整个民间的各个阶层都对新法怨声载道。这叫什么？这就是不得民心，如此下去可还怎么得了？

再说厚风俗。这个就让苏轼充分暴露了他“腐儒”的一面，一开篇苏轼就说了一句很是雷人的话：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浅，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富与贫。很明显，苏轼这话是在让赵顼修德，不要去追求什么国家富强，只要这个社会讲道德，那么这个国家就能国运长久且不会灭亡。

苏轼的这个观点与赵光义的那句“国之存亡在德不在险”何其相似，但这又是何其迂腐的谬论。确实，当一个国家从上至下都道德败坏继而导致整个社会纲纪伦理大乱，那么这确实会招来亡国之灾，可是一个全民遵纪守道的国家就能够万世永存吗？如果宋朝真的变成如苏轼所说的那样类似于乌托邦式的国家，那么在面对辽国人的屠刀、女真人的野蛮以及蒙古人的铁蹄之时，道德崇高的宋朝是不是还能够万世永存呢？只怕是会死得更难堪更屈辱吧？

最后就是这个存纲纪。在这一部分里，苏轼主要针对的是王安石大举贬黜反对新法的言官这一行为。他说朝廷之所以设立言官就是为了肃清吏治并申明纲纪礼法，不管言官们说了什么都应该予以包容，得让言官们放心大胆地说且言者无罪。这里他再次引用了两个比喻，他说养猫就是为了抓老鼠，养狗就是为了防贼，即使没有老鼠没有贼也应该养一些能抓老鼠的猫以及会冲人狂吠的狗。

这两个比喻很搞笑，但估计言官们听了会不高兴，可苏轼这样说绝对没有什么恶意。他的重点就在于他认为王安石贬了那么多的言官是极其错误的行为，这会导致朝廷里不再有会抓老鼠的猫，用来防贼的狗也不敢再叫唤，而留下来的这些所谓的言官都成了不会抓老鼠的猫和不会叫唤的狗，而且这些人都会对王安石唯命是从，如此一来王安石就可以为所欲为且不受任何人的监督和指责。这样岂不是会让朝廷的纲纪大乱？到时候就连身为皇帝的赵顼也有可能会被架空，而王安石那时候会做什么就很难预料了。

以上便是苏轼在被贬杭州之前所做的一些在史书里被明文记载的事。在此我就不再做过多的评议，各位自行评议。至于他后来又做了什么或说了什么，他又到底是因为何事而让王安石对其忍无可忍最终将其外贬到杭州，这个就不得而知了。总之，继司马光之后，又一个敢于跟王安石和新法唱对台戏的保守派大佬就这样离开了京城。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首诗正是出自苏轼在这次被贬杭州期间所作的《饮湖上初晴后雨》。

很显然，如果不是苏轼这次被贬杭州，那么这首脍炙人口的传世佳作显然不会有。由此可见，未来的东坡先生在杭州的小日子还是相当潇洒自在。